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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食品安全報》:發揮村委會作用 構建農村食品安全風險社會共治格局

     發布時間:2018-03-13 瀏覽次數:6678

    (作者:呂煜昕)

     村委會論文-中國食品安全報1.jpg

    原文:

    黨的十八大以來,在以習近平總書記為核心的黨中央領導下,我國農業農村經濟穩中向好向新,農民生活水平明顯改善,食品消費支出穩定增加且結構日趨優化。2016年全國農村居民人均豬肉、蛋及制品、奶及制品消費分別達到18.7公斤、8.5公斤、6.6公斤,比2012年分別增長29.8%、44.6%、25.4%。廣袤田野迸發出前所未有的活力,正在闊步走進新時代。但是與城市相比較,農民群眾對美好生活與食品質量安全有效供給不平衡不充分的問題日趨突出,不僅是鄉村社會治理的一大難點,也是貫徹黨的十九大精神,實施食品安全戰略的一大難點。

    農村地區幅員遼闊,農產品生產總體上而言仍然以分散的農戶為主體,廣闊的農村食品市場和消費場所以農貿市場、小賣部和小攤販為主體,呈現出布局分散、聚集程度低、規模小的特征,存在監管難度大的困難。與此同時,隨著城市食品安全風險治理水平的不斷提高,假冒偽劣、過期食品以及被城市市場拒之門外的問題食品可能大部分流向農村食品市場,加之農村地區收入水平與食品安全科學素養整體偏低,農民很有可能成為風險食品的主要受害者。因此,相比于城市,農村地區的食品安全隱患更多,形勢更為嚴峻,是目前我國食品安全監管最薄弱的環節。進一步分析,當前我國農村食品安全風險治理面臨的最主要的問題是,食用農產品生產過程中濫用農藥、獸藥與飼料添加劑等行為,以及長期以來土壤受過量化學品投入與重金屬污染而導致農藥殘留與重金屬超標等;無證照的小作坊式的食品加工商與小餐飲店普遍存在,質量安全隱患相對較高;流通環節銷售的食用農產品與食品來源渠道不明,白酒、餅干、炒貨、熟食等食品基本以散裝為主,諸多包裝食品往往是“三無”食品,假冒偽劣食品、過期食品與其他不合格食品在農村食品市場成為常態。

    農村食品安全風險治理也必須堅持社會共治的基本原則。然而,與城市相比較,農村社會組織發展緩慢,多年來城市中已有的食品行業社會組織的觸角也并未向農村延伸。如何發揮社會組織的作用,有效彌補農村食品安全治理領域政府失靈和市場失靈即成為構建農村食品安全風險社會共治體系的關鍵性問題。我們認為,作為自治組織的農村村民委員會(以下簡稱村委會)是農村最重要的社會組織,具有政府所不具備的鄉村治理的自主性與多樣性,具有一般社會組織難以具備的諸多優勢,能夠借助于鄉規民約彌補農村政府監管力量的不足,應該積極探索村民自治組織參與新時代農村食品安全風險治理的有效途徑。具體而言,村委會具有的一般社會組織難以具備的諸多優勢主要表現在:一是法律地位明確?,F行的《村民委員會組織法》在相關條款中規定“村民委員會辦理本村的公共事務和公益事業”。而且,在新的歷史條件,隨著社會建設在農村的深入推進,村委會在繼續履行調解民間糾紛,協助維護社會治安等傳統公共服務職能的同時,開始逐步參與新形態的農村公共服務,并成為我國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體制性基礎。二是村委會數量巨大且分布廣泛。數據顯示,截至2016年底,全國共有村委會55.92萬個,占基層群眾自治組織單位數的比例高達84.41%??梢?,村委會是我國農村地區最重要的組織形式,可以在廣大范圍的農村展開食品安全風險治理。三是作為農村最重要的社會組織,村委會根植于鄉土,借助于鄉規民約的治理,不僅具有政府所不具備的村治的實體性與草根性、自主性與多樣性,而且能夠彌補農村地區政府監管力量的不足。因此,在我國農產品生產以家庭化、小規模為主體,以及農村食品市場區域大、經營分散的背景下,作為農村地區組織最健全、法律地位最明確、分布最廣泛、與農產品(食品)生產和消費聯系最緊密的社會組織,村委會可以調動農產品生產與食品消費主體的廣大農民的積極性,集合群體的力量有針對性地參與食品安全風險治理,成為解決農村食品安全領域政府與市場失靈的最為實際、最為有效的途徑。進一步地作為連接政府與村民的橋梁和紐帶,村委會及時轉變職能參與食品安全風險治理,既可以協助政府推進食品安全政策的實施,又能夠向政府反映村民食品安全的利益訴求,對有效地推動農村地區形成食品安全風險社會共治格局、構建農村食品安全風險治理體系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村委會參與農村食品安全風險治理具有邊界性,必須從職能出發,因地制宜,有所為,有所不為。一是引導食品安全村民自治?;谖覈鴳椃▽Υ逦瘯俏覈r村基層群眾性自治組織的功能定位,自治屬性是村委會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功能屬性。因此,實現村委會由管理職能向治理職能轉變,保障村委會在農村食品安全風險治理體系中的重要主體地位,最根本的要充分發揮其自治職能。村委會可以通過制定與實施村規民約,以道德的力量更人性化地組織村民參與農村地區的食品安全自治,并能夠通過杰出鄉賢、公益骨干等村精英在自治中積極作用的發揮引導村民。二是協助政府開展食品安全公共服務?,F行的《村民委員會組織法》規定“村民委員會協助鄉、民族鄉、鎮的人民政府開展工作”。作為連接政府和村民的紐帶,村委會對農村的情況更為了解,可以協助鄉鎮政府在村里面展開食品安全公共服務,將政府的政策落到實處,解決食品安全“最后一公里”的問題。三是宣傳食品安全知識?!妒称钒踩ā芬幎ā肮膭钌鐣M織、基層群眾性自治組織、食品生產經營者開展食品安全法律、法規以及食品安全標準和知識的普及工作,倡導健康的飲食方式,增強消費者食品安全意識和自我保護能力?!弊鳛榛鶎尤罕娦宰灾谓M織,村委會可以通過村里面的喇叭廣播方便地對村民展開食品安全宣傳,也可以方便地集合村民展開食品安全知識的集中培訓,不僅可以減少政府的治理成本,還可以農村群眾喜聞樂見的形式有針對性地展開培訓。四是構建防范食品安全風險監管網絡。村委會可以發揮村民小組甚至是廣大村民的力量,在發現問題后可以通過喇叭或其它途徑馬上告知村民,同時向政府部門匯報,最終由政府監管部門來對存在風險的問題食品進行查處。如此一來,可使原來國家食品安全風險治理機構的一雙眼睛變成無數雙眼睛,每一個食品生產單位時時刻刻接受村民的監督,村民便能從食品安全風險的制造者和受害者變成促進食品安全風險治理的責任者和監督者。

    雖然村委會具有參與食品安全風險治理的現實優勢與具體方式,然而,我國農村問題的復雜性使村委會參與治理面臨著諸多障礙。一是村干部往往具有年齡偏大、教育水平偏低的特征,對村莊治理的理解相對落后,沒有緊跟國家治理體系的現代化建設而推進職能轉型的意識,尚未將食品安全風險治理納入基本職能。二是村委會人員有限,收入來源單一,僅有的政府財政撥款只能維持現有工作,沒有足夠用的精力與財力參與食品安全風險治理。三是農村社會環境發生重大變化,隨著城市化的快速推進,農村青壯人口進城務工導致諸多農村地區出現空心化現象,留守老人和孩子的自我保護意識薄弱,導致村民自治機制難以發揮作用。四是復雜的干群關系使村委會的食品安全風險治理工作往往流于形式。一方面,改革開放后農民獲得了生產經營的自主權,導致農民的生產和生活在一定程度上出現了分散化和非組織化,造成農民合作意識的不斷淡化,對食品安全風險治理等村內事務不聞不問;另一方面,村莊里面村民之間幾乎都互相認識,村中大多數人都有親戚關系的情況十分常見,村民因不愿得罪人而不會舉報鄰里的違法行為,村干部也對此視而不見。針對村委會參與食品安全風險治理面臨的諸多障礙,最主要的是加強村委會治理能力建設。對于村委會來說,應準確定位自身職能,依托優勢參與食品安全風險治理等社會治理,真正實現來自村民并服務村民,持續推進職能轉型;提高村干部的素質,改善干群關系,提升自身影響力,完善食品安全村民自治;加強治理機制建設,擴展收入來源,提高適應社會變化的能力。對政府來說,需要政府轉變傳統管理思維,依據法律尊重與支持村民自治組織加強自治能力建設,加大政策扶持力度,為村民自治組織參與食品安全風險治理解決必要的后顧之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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